“美洲解放者特刊”是与Alex合作的“帝国小史”项目的一章，讲述玻利瓦尔身为革命者的五幅面孔，以及其光明与黑暗并行迈入的结局。感谢Alex的翻译（翻译过程亦充满波折），这里进行另一份文字存档。
另，我所做的所有视觉排版中，这一期是个人最满意的；若需要经典报刊版本与长图版本的高清pdf，请查看我的社媒或电报（@ccffoox），也欢迎订阅我们的X账号以及新开办的小红书。
解放者的五重身
一、血腥的独裁者
只有心脏和鲜血才能安抚神明，还安宁于塔万庭苏尤！”
“尽管我们对邪恶的西班牙人怀有正当的愤恨，但我们仍愿意最后一次以宽宏大量的胸怀开辟一条和解与友谊的道路；我们恳切的邀请他们与我们和平共处，如果他们痛恨他们的罪行并转而信守承诺，与我们合作，摧毁入侵的西班牙政府，重建委内瑞拉共和国。
“所有不最积极的利用资源，密谋反对暴政、支持我们的正义事业的西班牙人，都将被视为敌对并将作为叛国者受到惩罚，因此，将被立即处决。另一方面，所有加入我军的西班牙人，无论是否携带武器，都将获得全面和绝对赦免；那些向努力摆脱暴政枷锁的好公民提供帮助的人，宣布成立委内瑞拉政府并加入我们事业的现役军官和地方官员将保留他们的命运和工作岗位；总之，所有为国家服务的西班牙人都将被视为美洲人并受到美洲人的待遇。
“而你们，美洲人，因为错误和背信弃义而被挡在正义之路之外，要知道，你们的兄弟原谅你们，并深深为你们的罪行感到遗憾，深信你们不可能有罪，只有那些罪犯强加给你们的无知和盲目才会导致你们犯下罪行。不要畏惧前来复仇的利剑，它会斩断你们与刽子手命运之间可耻的枷锁。你们的荣誉、生命和财产应享有绝对豁免权；美洲人这称号就是你们的担保和保障。我们的武器是来保护你们的，绝不会用来对付我们的任何一位兄弟。
“此项大赦适用于最近犯下重罪的叛徒；并将严格执行，无论你给出多么特别的理由来激起我们的逆境，任何理由、原因或借口都不足以让我们违背我们的提议。
“西班牙人和加那利群岛人，如果你们不积极为美洲独立而努力，即使你们态度淡漠，也要死亡。美洲人，即使你们有罪, 也要生存。”
——决死战宣言，西蒙·玻利瓦尔
“当玻利瓦尔抵达瓦伦西亚1时，他签署了一项命令，处决那些被关押在拉瓜伊拉地牢中的西班牙战俘——但这是在他提出以全部战俘交换一位爱国者之后才做出的决定。那位爱国者是名叫贾隆上校的西班牙人。这道令人震惊的命令，唯有在极端情势下才可能从玻利瓦尔手中发出。原因在于：敌军屡次挑衅、对委内瑞拉人民施加前所未有的残酷暴行、焚烧城镇与庄园、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以及多次卑劣地拒绝换俘提议。最终，还揭露出一场阴谋——图谋与保皇党人协同，在进攻加拉加斯时释放这些西班牙俘虏。1814年2月14日至16日，奉阿里斯门迪将军之命，八百名不幸的俘虏在加拉加斯与拉瓜伊拉被处决。
“我已叙述了这场令人痛惜的流血事件的起因，也已谴责了激起这场暴行的可怕滥施。但我无意为这项措施辩护，更不愿以报复本身的性质作为借口，或试图提供其绝对必要性的证据。遗憾的是，那把复仇之剑在挥下时，并未区分无辜与有罪，皆一并斩杀。而对这项悲剧性判决感到最深痛惜者，正是那位独裁者本人。那份关于决死战的宣言，以及随之而来的俘虏处决命令，在保王党中激起了极大的愤怒，纷纷攻击玻利瓦尔的为人与名誉。他们将他描绘成一个嗜血、冷酷、毫不留情的人。正如马基雅维利2所言:“在所有君主之中，新兴的君主最难避免被冠以‘残暴’之名。”玻利瓦尔不得不承受这一指责。
“玻利瓦尔在一再提醒在场诸位，胜利的将军并不因此获得统治国家的权利之后，他请求卸下这项超出其能力的重任。然而在场多位杰出人物一致请求他接受独裁权力。最终，玻利瓦尔宣布他愿意接受局势所迫而赋予他的权力，但仅以最高权力的受托人身份行使职权，直到当前的危机解除为止。在全场投票中，没有一人反对将无限的信任托付于玻利瓦尔。尽管这一步可能充满危险，他仍被授予绝对权力。考虑到委内瑞拉当时所处的特殊与危急形势，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一举措确实出于迫切的必要。然而，日后我们将看到，那顶象征独裁的王冠，很快便成了玻利瓦尔 头上真正的荆棘之冠。”
——《西蒙玻利瓦尔与独立战争》丹尼尔·佛罗伦西奥·奥列里将军
二、牙买加岛上的梦想家
“我们的处境何其不同！我们长期受到一种压迫性的统治，不仅剥夺了我们的权利，更使我们在公共事务方面一直处于一种‘永久的幼稚状态’。倘若我们至少能自主管理地方事务与内部行政，我们本可逐步熟悉政务的运作与机制。我们也将因此赢得一定的尊重，从而在人民中自然而然地树立起威望——而这在革命动荡之际，尤为重要。正因如此，我才说，我们甚至被剥夺了 ‘积极的暴政’ ——因为连去实践其职能的机会都不曾被给予。
“如今的美洲人民，尤其是在西班牙统治体系之下的人民，其社会地位不过等同于注定为劳作而生的农奴；即使幸运些，他们的身份也不过是“纯粹的消费者”。然而，即便是这种有限的地位，也被无数苛刻的限制所包围。例如，他们被禁止种植某些欧洲作物，不得储存属于王室专卖的产品，也不得设立本土尚不具备的某类工厂。除此之外，还有对重要生活物资的垄断贸易以及设于美洲各省之间的壁垒，意在阻断一切贸易、交流与相互理解。简而言之，你若想知道我们的未来原本是怎样的？那就是：种植靛蓝、谷物、咖啡、甘蔗、可可与棉花；在辽阔的平原上放牧牲畜；在密林中狩猎野兽;在大地深处开采黄金——但即便是这一切，也无法满足西班牙贪婪的欲望。
“……我比任何人都更渴望看到美洲被塑造成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她的伟大，并不在于疆域广阔或财富丰饶，而在于其自由与荣耀。尽管我一心希望为祖国建立一个尽善尽美的政府，我却无法说服自己相信，在当前的情势下，新大陆可以被组织成一个统一且伟大的共和国。既然这事不可能，我也就不敢心存妄想；然而，我更不愿意看到整个美洲成为一个君主国，因为这一设想不仅不切实际，而且根本无法实现。若如此行之，现存的不公将无法纠正，而我们的解放也将沦为徒劳。当下的美洲诸国，犹如满身伤痕的病体，需要仁政般的照护，方能疗愈专制与战争带来的创痛。比如说，“母国”若要存在，墨西哥或许是唯一因其实力而足以胜任此任的国家；若无这样的力量，所谓“母国”也不过是空谈。我们不妨设想，若“母国”设于巴拿马地峡这个地理中心之地，那么这片广大大陆上的其他地区，是否仍会陷于迟钝与混乱之中？若要由一个统一政府来唤醒新世界的生机，动员其一切资源以谋求公共福祉，推动教育、改革与进步——那么这个政府将必须拥有如神明般的权威，甚至超越人类所能企及的知识与美德。
“如今困扰我们诸国的党争若在中央政权确立后，不但不会止息，反而可能愈演愈烈。因为那唯一有能力遏止党争的权力中心，将远在他方。此外，各地首府的权贵亦绝不会容忍中央领袖的压倒性影响，他们将视之为新一代暴君，心中所积之怨，恐怕会使他们将这些领导者与昔日令人憎恨的西班牙人相提并论。如此构想下的君主政体，终将成为一个畸形的巨像，一旦遭遇风波，便会因其自身的重量轰然倒塌。”
——牙买加来信，西蒙·玻利瓦尔
三、背叛者
曼努埃尔·皮亚尔将军是来自库拉索岛3的彪悍的穆拉托人，三十五岁，军功卓著。当解放军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团结一致，以便遏制莫里略的嚣张气焰时，皮亚尔却向将军的权威挑战。他纠集了全国的黑人、穆拉托人、桑博人4和社会底层人民反对加拉加斯以将军为代表的白人贵族阶层。他的声望和救世主似的光彩几乎可同何塞·安东尼奥·派斯或者保皇派的博韦斯相比，解放军里某些白种军官甚至都对他有了好感。将军好歹劝说都不能让他改变主意，于是下令逮捕了皮亚尔，押解到临时首都安戈斯图拉，将军的势力在那里比较大，有一批亲信的军官，其中好几个日后陪伴他做了马格达莱纳河上的最后一次旅行。由将军指定、包括了皮亚尔的军中同袍的军事法庭做了速决审判。何塞·马利亚·卡雷尼奥担任公诉人。官方的辩护人声称皮亚尔是反西班牙殖民势力斗争的杰出人物之一，对他颂扬备至，并未夸张。他被认定有私逃、哗变、叛乱罪，一决死刑，剥夺军衔， 不得上诉。人们认为他立有不少汗马功劳，将军不可能批准他的死刑判决，何况当时莫里略又收复了几个省，爱国军士气低落，有散伙的危险。将军受到各种压力，和蔼地听取了包括布里塞尼奥·门德斯在内的亲密朋友的意见，但是决心不改。他撤销了剥夺军衔的判决，批准枪决，并且公开执行。那一夜长得难熬，什么不幸的事都可能发生。十月十六日下午五点钟，枪决在安戈斯图拉大广场酷烈的阳光下执行，而这城市正是皮亚尔半年前从西班牙人手里夺取的。行刑队长吩咐手下人把兀鹫啄食的一条死狗扔到别处，关闭广场入口，以免有动物钻进来扰乱严肃的处决。他拒绝了皮亚尔要求自己向行刑队下令射击的荣誉，强行把皮亚尔眼睛蒙上，但不能阻止他吻十字架和国旗，向人世告别。
当行刑队的士兵鱼贯而至，列队举起他们的步枪时，将军的特赦令仍未到来。皮亚尔明白自己不会得到宽恕了。他拒绝遮住眼睛，两次撕下脸上的方巾，当方巾第三次遮住他的眼睛时，他猛地掀开斗篷，露出胸膛，命刽子手瞄得准一些。在20发子弹射出枪膛之际，他高喊：“祖国万岁！”
枪声响起时，玻利瓦尔正在司令部。安戈斯图拉的市民们重复着死者喊出的口号：“祖国万岁！”泪水再次盈满了他的眼眶。
“He derramado mi sangre.”
“我已流尽我血。”
——《解放者玻利瓦尔》玛丽·阿拉娜
四、光荣的解放者…？
“天主尝恩许那蛮人建立帝国，曼科·卡帕克领命践祚。蛮人负原罪,天主便遣皮萨罗前来。历经三百年赎罪，天主垂怜，令汝降生。汝乃背负天主神圣计划之人。从古至今，再无任何功业与汝并论，倘若他人妄想仿效，必要有另一世界供其解放。汝曾三造共和，它们必将万世长存，繁荣昌盛，为汝立万丈丰碑。岁月流转，斗转星移，汝之荣耀，亦将日益昌盛，正如斜阳西坠，其影愈长，愈显其辉。”
——《解放者入城式上的演讲》何塞·多名哥·乔凯豪卡
玻利瓦尔也考虑过把他的解放军带到美洲大陆最南端，甚至就此写信试探桑坦德5。“荣耀的魔鬼会把我们带到火地岛，”他生动地写道，“而问题是，我们将冒怎样的风险？”这将在很多方面帮助玻利瓦尔的美洲梦登峰造极，是一场实现他的伟大大陆野心的运动。波托西富饶的高地上响起的欢呼声似乎使他相信，可能性是无限的——他振奋人心的话语说得苏克雷像婴儿一样哭了起来，玻利瓦尔的老教师罗德里格斯则欢欣雀跃。但桑坦德在回信中勃然大怒，对向更南方进军的想法感到难以置，玻利瓦尔由此意识到整件事的愚蠢。巴西和阿根廷的冲突危机四伏；加入其中就相当于向一个殖民帝国（葡萄牙）挑起另一场战争，并疏远整个欧洲。桑坦德提醒玻利瓦尔，还有另一个否决的理由：大哥伦比亚自己已是一团糟。这封信的内容再直白不过：
“我们糟糕的财政状况迫使我搁置一切战斗。10年的和平才能使我们摆脱困境。今天，我们军队的开销估计在1600万到1800万美元之间。我们的收入是700万到800万。从哪里填补这种差额？我们需要减少开支，除非想自取灭亡, 而削减开支的方法可能是缩减陆军，取缔海军。
“……公允地说，他之所以不想承担统治任何一个国家的责任，是因为他想要更大的东西。他渴望成为一个联邦的缔造者，并且对桑坦德直言不讳。你统治大哥伦比亚，玻利瓦尔告诉他，“这样我或许就可以统治整个美洲。”
——《解放者玻利瓦尔》玛丽·阿拉娜
五、解放者的最后时刻
解放者一生都饱受疾病困扰，一生二十二万公里的骑行让他患上了严重的痔疮。长期在烈日和昏烛下阅读文件的习惯让他在中年就患上了老花。艰苦的高原行军摧毁了他的肠胃。穿越丛林战役让他屡次发烧到濒临死亡。他不可思议的幸运让他逃过了瘟疫的诅咒。而在命运的终点，疾病追上了他。
1830年十二月十日早晨，将军醒来时情况大坏，左右的人唯恐他想忏悔，赶紧去请埃斯特维斯主教。主教很快赶到，十分重视这次会见，穿了主教的法衣。但根据将军要求，会见秘密进行，没有见证人在场，前后只有十四分钟。谁都不知道他们谈了些什么。主教匆匆出来，有点失态，不同众人告别就上了马车，尽管不少人邀请，他没有主持追悼仪式，也没有参加葬礼。将军虚弱不堪，自己下不了吊床，医生像抱初生儿似的把他抱到床上，让他背靠枕头半坐半卧，以免咳嗽时气绝。他喘过气后，要所有的人都出去，只留下医生。“我没想到情况这么严重，居然考虑到临终圣事了，”将军对医生说，“我可没有相信在天国永生的福气。”
“不是这么回事，”大夫说，“经验证明，良心上的问题解决后，病人精神状态改善，有助于医生的工作。”
将军没有理会医生巧妙的回答，因为他悚然清醒地认识到，他那逆境与梦想之间的疯狂追逐这时已经到达终点。余下的只是黑暗。
“妈的，”他叹息说，“我怎么才能走出这座迷宫！” ❖
——《迷宫中的将军》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
解放者已死，解放者万岁！
一、“谦卑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要承继那土地”
当我们开始想象西蒙·玻利瓦尔，首先要面对那些繁复至恐怖的头衔：美洲的解放者，委内瑞拉、新格兰纳达及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秘鲁的至高独裁官，玻利维亚国父，拔除皮萨罗旗帜者，革命的圣人。头衔的背后指向一个明确的事实：西蒙·玻利瓦尔-帕拉西奥斯已然成为了半个美洲的最高独裁者，他的权柄远超往昔统治美洲的西班牙/土著君主。然而，他没有像印加帝王一样沐浴在阳光与鲜血中。相反，玻利瓦尔在所有的场合都表现出，有时甚至是不合时宜的，对于他本人头衔的推辞与谦让。在每一次的入城式上，他都声称：“我的荣誉不值一提，光荣属于你们，属于光荣的士兵/市民/祖国！”
对于生活在国民主权时代的我们来说，这样的赞美似乎已经早已习惯。不论我们生活在哪里，在虚伪独裁的人民共和国或者饱受种族苦难的黎巴嫩，我们都相信我们的祖国由国民团结而成，政权得以存在是因为全体国民授权与一个议会/党/君主。即使是在有着九个苏丹的马来西亚，宪法学家解释自己庞杂的君主政体时，也要回溯到古老的君臣契约理论：臣民的效忠义务基于苏丹的仁慈宽厚，君主不仁，臣民固可不义。 国民的授权是一切现代国家存在的神圣基础，一个国家不可能在不受国民拥戴的情况下存在。
但当我们回望19世纪20年代的美洲，可供学习的共和国家只有两位：法兰西共和国，在解放者征战委内瑞拉平原的过程中已然沦为了拿破仑的臣民；美利坚合众国，但解放者认为联邦制是“一种过于良好的制度，它要求的政治道德是如此高尚，以至于我们没有实现他的可能。”因此，解放者的现实主义让他选择了一个简单但是危险的方案：一种政治的奇美拉，君主制的统治技术与共和制的政治架构融合并存。在大哥伦比亚共和国中，共和国总统将终身任职，但是宪法却规定总统职位不得世袭；国家权力基于四权分立立法与道德。道德院的护民官们将如西班牙皇家检审院6的书记们一样，由地方政府推荐，总统批准，有权监督三权体制并以劝谕或指令教化民众们如何选择自己的民意代表。解放者在美洲各地旅行征战，他决不相信，在大平原上大字不识，性格暴烈的牛仔们；嗜好古柯的印第安人，或是那些在小镇里走街窜巷兜售糕点的混血佳丽们能够做出理性的政治决定。
正如中文读者熟悉的，和孙中山的军政-训政理论一样，最初的民主实践者们都惊讶于自己祖国的民众是如此之麻木，以至于必须要引入一种国家强制力才能把他们卷入现代政治议程，这样的议程往往以战争的形式出现，并以战争总司令作为国家第一任领导人。那么，对于战争领袖的想象在此时成为了国家元首的想象，于是，一位果敢勇猛，纯洁无暇与说一不二的总司令，将领导我们完成从奴隶到公民的历程。在这一过程中，君主制的幽灵再次复活，作为政治神话的独裁意志在美洲的共和制中反复出现。为了“解放”自身身份，玻利瓦尔接过了这一本应该属于君主的神圣的权柄，他要领导曾经的臣民成为自主的公民，却要像面对神明一样表演谦虚的品质；他凭借着伟大的胜利与分享权力的表演展现着国家权力与国家意志。他此时此刻就是一位伟大君主，他的“公民们”也如此坚信：“只要我们不组织一个统一的美洲政府，我们的敌人就具备了一切有利条件。”
二、插曲：行苦路
美洲的分裂一方面当然离不开西班牙将美洲切割成单独的几个省份并把他们培养为只对马德里有联系的殖民地。另一方面中文的读者要理解的是，美洲的复杂的地形与雄伟的安第斯山脉为各个省之间沟通产生了无可比拟的障碍。因此，我们不妨从一段伤心的旅程开始，从马达戈莱娜河岸边的翁达（Honda）启程，与筋疲力竭的解放者一起前往卡塔赫纳。他原本计划要从那里离开美洲，前往伦敦度过生命中最后的时刻。
解放者于1830年五月八日离开了波哥大，抵达翁达；直至六月28日才在图尔巴科上岸。这一水路是新格拉纳达唯一的主要货运通道，全长不过280公里，解放者走了近两月。每天平均前行5.6公里。在这一路上，不仅有满是蚊虫的死水泻湖，一路上还需要经过自西班牙征服以来都从未清理的丛林。在通过泻湖和丛林的航行中，解放者多次患上了严重的热病，上吐下泻，出现了严重的幻觉，被迫上岸接受治疗。五月是马格达莱纳河的丰水季，穿着华丽制服的侍从官们被迫多次跳入水中，顶着漩涡与激流，和水手们一起清理水中横阻航道的浮木。为了等待出国的护照，旅行队只得蒙博克斯上岸。而限制于通航条件，每七天才有一班蒸汽船从翁达出发前往下游。整个团队在加勒比沿岸的摧毁一切的暴风雨之中等待了整整14天，才获得了出国的文件。解放者灰心丧气地在年轻时取得胜利的河岸旅行，一切荣光都就此逝去。他绝望地对侍从们感叹道：“我已经没有可以为之牺牲的祖国了，或许它从来就不存在。”
三、解放者的两具身体（The Liberator’s Two Bodies）
上文提到的这些想象，在雾气弥漫的波哥大已经酝酿了很久很久，秘鲁来的贵族们经常劝告解放者迎娶一位欧洲公主作为与旧帝国和解的象征。在解放者最亲密的小圈子里，拉斐尔·乌达内塔将军一直坚决支持解放者早日建设事实上的君主制国家——“只要建立一个稳定团结的国家，我丝毫不在乎我们是否有君主，”他写道，“一群分裂和孱弱的共和国迟早会被欧洲人的诓骗与离间，我宁愿要一个伟大的君主也不要四个分裂国家的总统。”乌达内塔将军早在独立之前就深刻的指出了一个无比严峻的问题，如果按照西班牙统治下的划分的边界独立，美洲每一个国家都会缺乏必要的资源去发展经济。委内瑞拉没有木材；新格拉纳达（今哥伦比亚）的港口与首府波哥大只有水路相连，在蒸汽轮船诞生前要抓捕印地安人拖曳船只逆流而上；上秘鲁（玻利维亚）的道路只是为了运输白银而修建，其他的所有地方只有阴郁的克丘亚人背负着白人翻越山岭。秘鲁或许是其中最幸运的一个，但城市中的统治阶级几乎毫无例外都自认为是取得了贵族身份的西班牙人，与本国绝大多数的国民根本毫无共同语言。他们能从西班牙的残暴与血腥下赢得自由，但是会立刻为了自身的独立将自己卖给英格兰银行。
因此，玻利瓦尔要有两具身体、两幅头脑来面对美洲的独立。一具身体要履行作为法国共和革命传统的义务，即建立一个由民众选举，民众认可与民众拥有的国家。但另一具身体则要发挥君主般权力，主宰和控制国民的选择，为被西班牙统治三百年，毫无共同体的意识的美洲人发明一个新的身份——统一，团结，自由的大哥伦比亚共和国公民。国家权力能从广大的国土上调配资源与协调发展，这样才能在美国和大英帝国的压力下保持政治经济的独立。对于后者，解放者必须也只能倚靠一个机构；即他麾下来自美洲各地，由浴血奋战团结的解放军，正如后来我们在凯末尔元帅的土耳其陆军和孙中山的国民革命军看到的一样。军事冲突所塑造的共同记忆制造了一个新的共同体。但不幸的是，军队也背叛了解放者的愿望。或者说，在一个没有无线电或报纸，一封信从首都波哥大到港口巴兰基亚要三十天的世界，在比法国还大两倍的国土上维持一个统一命令的军队本身就是不可能的。解放者也许能一次又一次赢得不可能的胜利，但他无法战胜山河间的隔绝与西班牙人在各个省份间制造的壁垒。他痛苦的前行，反复思考自己的曾经的事业。
四、残酷美洲的行动纲领
我们已经讲述了在意识形态与政治选择上解放者遭遇的诸多不幸，但在政治生活中，利益冲突才是一切斗争的起源。反对解放者的人，除了那些拥兵自重、用虚伪的忠诚换取政权的将军们，就是自由主义的市民们。
作为美洲的最高独裁者，解放者重新确立了对某些专卖商品（例如盐和烟草，引起最大争议的是对于进口纺织品的垄断，因为这是他当年自己最剧烈批评的殖民特权）的垄断，并恢复了印第安人的贡赋7；将在革命中没收的地产交还予教会并重新将婚姻登记权赋予基层堂区；他还实施了保守的人头税计划。这些政策的实施简直让新的大哥伦比亚政权看起来和她驱逐的殖民者简直毫无区别。波哥大法学院的学生们制作了木制的解放者傀儡公开焚烧，九年前，他们也对西班牙国王如法炮制。
解放者极力为自己的保守主义政策辩护：国家需要大量新收入偿还债务，建设公共设施和为解放军退伍军人提供养老金，这些垄断措施不过是为了筹集资金的临时措施；他请来印第安酋长作证，详细说明了提供固定时间的劳役对于缺乏现金的内陆地区而言是比缴纳税金更加轻松的方式（回想前文提及的美洲极端困难的交通状况）。人头税则是基层行政官吏素质低劣的情况下，政府筹措经费的无奈之举。我们如今很难再用文件或者经济统计来为解放者辩护。唯一能为解放者作证的，就是忠于他的乡村神父和中小地主们在解放者死后加入了乌达内塔组织的叛军。但他们并不是为了保卫解放者的理想，而不过是听信流言，想为被迫害致死的解放者复仇罢了。
自此，美洲的解放者真正失去了了自己名字：西蒙·何塞·安东尼奥·德拉桑蒂西马·特立尼达·玻利瓦尔-帕拉西奥斯。他是保守主义者口中国家宪法的保护者，悲壮的在对抗自由主义殖民者的过程中牺牲。进入20世纪，解放者成为了民族革命的神像，自由主义者憧憬着革命圣徒创造新民族的圣迹。乌戈·查韦斯将解放者的棺椁打开，用化验单指控野蛮的欧洲人为了自己的商业利益谋害了解放者。玻利瓦尔是毒贩的圣徒，瓜达卢佩圣母8的侍从，灌木丛中燃烧的面孔，反政府游击队的领袖，国家的父亲；他是共产主义古巴的尊奉的英雄，又是美国操控的泛美国家组织公认的先驱。肖像画上他时而有着罗马人的鼻子和卷发，有时却有着混血儿的小麦色皮肤。他再也无法被认出来了，他成为了美洲永远的图像，为迷宫中的美洲人们代言。❖
- 此瓦伦西亚取名虽来自西班牙的同名城市，但两者并无关系。此为委内瑞拉第三大城市，亦即卡拉沃沃州首府。 ↩︎
- 尼科洛·迪·贝尔纳多·马基雅维利，《君主论》作者，政治现实主义奠基人。 ↩︎
- 库拉索岛，位于荷属库拉索群岛，临近委内瑞拉。 ↩︎
- 在西属美洲的种族分类里，桑博人指的是黑人与原住民的混血儿，穆拉托人指的是白人与黑人之混血。 ↩︎
- 佛朗西斯科·德保拉·桑坦德将军，他经常被视为解放者的重要副手之一。当玻利瓦尔在外征战时，他在后方组织后勤和政治改革工作。但在大哥伦比亚末期，他与玻利瓦尔展开了残酷与绝望的派系斗争并遭流放。当他在布鲁塞尔听闻将军去世，他在日记中写下“在美洲，只有最不幸的的人才能为玻利瓦尔的死而欢欣雀跃”。 ↩︎
- 美洲皇家检审院（Real Audiencia de American) 指的是西班牙美洲12个皇家检审院，他们承担这西班牙美洲最高司法机关的职能（但美洲居民依然可以通过在马德里的代理人向宫廷求取特赦）。同时，检审院也担任着皇家财政检察官的角色，有权对于皇家收入，尤其是海关和贵金属矿产收入进行监督。一个著名的例子即美洲生产的所有贵金属条都需要加盖检审院印玺才能进行装卸。 ↩︎
- 贡赋制的词源“encomienda”本意是“信托”。即某人对于其书状上所载的印第安人社区具有征收实物赋税和劳力的权利。这一特权并不完全为殖民者所拥有，在印加帝国解体后土著贵族们也拥有了收取贡赋的特权。但随着征服的扩大，武装殖民者几乎完全以人身控制的方式强迫印第安人为其庄园提供劳役，成为了事实上的奴隶。然而在不同的地区表现得形式并不完全一致。 ↩︎
- 瓜达卢佩圣母（Virgen de Guadalupe）是美洲最受崇敬圣母化身。1531年12月，她五次向印第安人胡安·迭戈显圣。第四次显圣中，瓜达卢佩圣母圣容显现在胡安·迭戈的斗篷内里，当胡安向大主教展示斗篷时，鲜艳的玫瑰随之飘荡，因此又获称“玫瑰圣母”。1910年八月十四日，教宗庇护十世宣布瓜达卢佩圣母为“拉丁美洲在天的守护神（Celestial Patrona de la América Latina）”。 ↩︎
